? ? ? ?今天的故事從了解作者的生平開始。如果他不曾寫下這些記錄性的文字，他也只是一個“經理鹽茶”、“籌辦糧餉”的公務員。兩百年之后的人們，重讀他的文字，進而了知了一段被淹沒和忽視的歷史。

? ? ? ?普洱茶一直在西藏地區(qū)流轉著，從僧侶貴族到平民百姓，普洱茶走過滇川藏，在漫長的時光里流淌不息，保有著旺盛的生命力。

? ? ? ?林儁，字西厓，江蘇人，順天大興籍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)舉人。二十六年(1761)揀發(fā)入川，歷署四川安縣、威遠、樂山、溫江、榮縣等處捕頭。乾隆三十一年(1760)授四川內江知縣。乾隆三十四年(1769)至三十五年(1770)，調任成都知縣，兼署華陽知縣。三十五年(1770)夏，以丁憂歷任。三十六年(1771)八月，發(fā)生金川之戰(zhàn)，清廷兵分兩路對四川西北部大小金川地區(qū)土司進行打擊。四川總督德福奉請林西厓留川，奉旨允準。四十一年(1776)二月，清軍收復大小金川，戰(zhàn)爭勝利結束。林儁特調四川同省鹽茶分巡成綿兼管水利道，駐省會成都。在任18年，經理鹽茶，沒有絲毫擾累，商民感戴最深。

? ? ? ?五十六年(1791)，廓爾喀(今尼泊爾)在英國殖民主義者唆使下，入侵西藏，趕走班禪，大掠扎什倫布寺，殘殺藏民。清廷命大將軍福康安領軍萬余人入藏進攻侵略軍，得到僧俗民眾支持，所向無敵。在這場戰(zhàn)爭中，林儁擔負辦理糧餉之事，常常奔走于西寧至巴塘之間，為戰(zhàn)爭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。

? ? ? ?乾隆五十八年(1793)五月下旬，林儁由西藏拉薩返四川康定，將途中所見所聞撰成《由藏歸程記》一卷(收入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》)。林儁一行人先是“過擦術多，該處為前藏至打箭爐適中之地。大橋二道，一通云南，一通西爐。上有喇嘛廟，屋宇極多。下有土城，俱系官兵駐扎。城外寨落甚稠，滇民貿易者不少，真口外一大都會也。”“至大具少憩片時，抵江卡，泥深尺許，普拉更換牛馬，傍晚始至古樹塘，建有行館，門列老樹。次日至南墩，路通滇省，賣有普茶等物。”

? ? ? ?1793年，距今已有225年。從西藏出征歸來的林儁為我們留下了《由藏歸程記》一文，讓我們得以隨著他的腳步，了解到當時從云南與四川進入西藏的路線圖，更為珍貴的是，在他的文字中，我們得以知道早在乾隆年間，云南的普洱茶真真實實地進入了藏區(qū)，而且就在與西藏、四川、云南交界的南墩這個地方，竟然就有普洱茶在民間公開銷售。林儁的《由藏歸程記》中關于普洱茶的記載雖然只有只言片語，但正是那么簡單的一點記載，卻為我們留下了關于普洱茶與茶馬古道、與藏族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珍貴文獻。

? ? ? ?《木里政教史》，原文為藏文手抄本，于1735年由阿旺欽饒最后完成，1984年由木里檔案館復印、翻譯，1992年3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。該書中多出提及“滇茶”“云南沱茶”，記錄了清代康熙與雍正時期，云南普洱茶在藏區(qū)處于上層階級的喇嘛與貴族中極受追捧。但《木里政教史》中，與滇茶、普洱茶相關的文獻，多是發(fā)生在當時的上層階級或是貴族階級中。普洱茶與廣大百姓的交集，似乎處于一片空白。清代乾隆年間由西藏返回四川的林儁，在其《由藏歸程記》中，則為我們留下了普洱茶在民間真實存在的珍貴文獻。

? ? ? ?縱觀各類文史資料，尤其是民國時期的，還有許多對普洱茶入藏，或是滇茶對藏族影響等等的敘述與論證。比如民國時期的姚荷生在《水擺夷風土記》中記載：“從前十二版納出產的茶葉先運到思茅普洱，制成緊茶，所以稱為普洱茶。西藏人由西康阿登子經大理來普洱購買。民國七年云和祥在佛海開始制造緊茶，經緬甸印度直接運到西藏邊界葛倫堡賣給藏人，賺到很大的利益。商人聞風而來，許多茶莊先后成立。現在佛海約有大小茶號十余家。最大的是洪盛祥，在印度和西藏都設有分號，把茶葉直接運到西藏銷售。較小的商號聯合起來，推選兩個人負責把茶葉運到緬甸的景棟，再經仰光到印度，賣給印度商人，由他們轉銷西藏。”

? ? ? ?當代著名社會科學家、教育家方國瑜先生在其《普洱茶》一文中描述：“普洱茶供應藏族地區(qū)，有很大意義，值得一提。康藏地區(qū)自古畜牧，以牛乳制酥油為主要食品之一。《新唐書·吐蕃傳》所說藏族飲用的‘羹酪’，就是酥油茶。用茶水熬酥油作為食品，是因茶葉有助消化、解油膩、去熱止痰等作用，所以茶為日常飲食所必需。……滇茶行銷藏族地區(qū)的年代很早，到明代已很發(fā)達，明季云南各族人民抗清斗爭堅持十七年之久，以至對藏族地區(qū)供應茶葉稀少，清兵入滇以后藏胞即來交涉茶馬貿易。”該文中還記載：“藏族商人每年自夏歷九月至次年春天，趕馬隊到麗江領茶引，赴普洱販茶。從麗江經景東至思茅，馬幫結隊，絡繹于途，每年貿易額有達五百萬斤之多。另外漢族、白族和納西族商人，也常販茶供應藏族地區(qū)。”

? ? ? ?每年交易量達五百萬斤，是非常大的數字，可見云南的普洱茶對藏族同胞的影響之深，也足以看出普洱茶在藏區(qū)深受歡迎之廣泛。也正因為此，英帝國主義從印度侵略我國西藏，妄想割斷藏族人民與祖國內地的經濟聯系，以茶作為侵略手段之一。

光緒三十四年(1908年)，來自湖南安化的陶思曾被委為調查西藏開埠事宜委員。乃由滬泛海經星、印入藏，在亞東(與錫金、不丹接壤處)、江孜兩地踏勘埠界，測繪地圖。事畢，經緬、滇返川。輶車所經凡路程遠近、山川險要、氣候、物產、民情風俗等，均詳加記載，輯成《藏輶隨記》《滇蜀紀程》二書。既回成都，英、法、德、俄領事交相索閱。陶恐泄國防機密，啟列強凱艦之心，乃刪其要點，僅紀行程，重編《藏輶隨記》。《藏輶隨記》中記載：約在公元一七七四年，英國印度總督海士廷格(W.Hastings)派遣間諜進入西藏活動，就曾運錫蘭茶到西藏，企圖取代普洱茶，但藏族人民不買他們的茶葉。公元一九〇四年，英帝國主義派兵侵入拉薩，同時運入印度茶，強迫藏族人民飲用，也遭到拒絕。英帝國主義者認為印度茶不合藏族人民口味，于是盜竊普洱茶種在大吉嶺種植，并在西里古里秘密仿制佛海緊茶，偽造佛海茶商標。

本文節(jié)選自

乾隆五十八年，他在西藏邂逅普洱